1988年9月，江西德安县出土了一女尸，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褪下她的衣服时，竟然发现她的下体处绑着3条素罗卫生带子，即古代女子卫生巾。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书汗牛充栋，写帝王将相的不计其数，可有哪一部正经典籍认真记录过女人每个月怎么熬过来的？几乎没有。古人认为妇女的经血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污秽，足以招致种种恶果。
文人士大夫提笔写女人，不是＂贤妻良母＂就是＂红颜祸水＂，关于她们身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集体沉默。所以当德安这座墓打开的时候，三条沾血的布带子比任何墓志铭都更有分量。
周氏是谁？根据墓志和后来学者的考证，周氏出身名门，生父周应合是淳祐十年的进士，曾编纂《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她嫁的丈夫吴畴在新太平州做通判，管税赋文书，算不上高官，但在地方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女子，死的时候才三十五岁，身下垫着血迹斑斑的布条。你说这叫什么命？
南宋是中国古代女性处境急转直下的分水岭。靖康之变后，赵宋朝廷偏安江南，国力萎缩，程朱理学却蓬勃发展。朱熹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说辞，把女性推进了更深的牢笼。
缠足从北宋宫廷里的小众癖好，到了南宋中后期已经变成体面人家的标配。在西汉马王堆女尸以及南北朝和唐朝的女尸中，都是足形原大，没有缠脚裹足的痕迹，但周氏足上裹着浅黄色素罗。一个活生生的人，从脚到子宫，处处被规训。
素罗，是宋代丝织品里偏高档的料子，薄、透气、有一定吸水性。女尸穿戴整齐，胸前围一件金褐色素罗佩绶，两端各系鎏金银香熏两件，内系素罗卫生带3条。
普通农妇用什么？草木灰塞进粗麻布条里头，反复洗、反复用，用到布烂了才扔。古代女性把草木灰或丝麻等吸水材料装进小布条里，两头用细绳系在腰间。周氏用得起丝罗做卫生带，这在当时已经是顶配了，可本质上还是一块布，跟现代卫生用品之间隔着几个世纪的技术鸿沟。
关键问题在于，这三条带子不是用来对付月经的。女尸出棺时带有血痕的3个卫生带和草纸，臀部部位均有血迹，更明显的是子宫已暴露在体外，这些可以推测出周氏是难产而死。绑了三条之多，而且系得很紧，说明当时出血量已经大到产婆和家人都慌了神。在没有输血技术、没有缩宫素的年代，产后大出血几乎就是死刑判决书。
那个时代女性死于生育的比例高得吓人。名医陈自明写过《妇人大全良方》，专门讲产科，可书里的方子多数是草药汤剂，对大出血根本不顶用。朝廷设过惠民药局，但覆盖面极窄，绝大多数产妇只能靠产婆的一双手。周氏丈夫是通判，家里有钱有势，该请的人肯定都请了，照样救不回来。
墓志铭只有153个字，吴畴亲手写的。这位丈夫对妻子确实有感情，但墓志里对死因只字不提。整个过程，家人没少花心思，棺材用楠木，裹红漆麻布，还塞了不少陪葬品。难产在古人看来不光是悲剧，还带几分晦气，写出来怕对家族风水不好。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跟对月经的忌讳一脉相承。
1988年9月28日那天，德安县义峰羽绒厂的工人肯定没想到自己一铲子下去能刨出这么大动静。工人们发现施工现场有些异样，立马把这个消息上报给了德安县博物馆。
考古人员到场后判断是南宋砖室墓，决定整体起运棺椁回博物馆再开棺。这个操作在当时的县级考古中算相当专业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定陵的惨剧在圈内人尽皆知，没人敢再冒那种险。
开棺的场面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女尸仰躺着，皮肤光滑有弹性，毛孔都看得清，头发黑亮盘髻，手指甲修剪整齐。在江西这种高温高湿、土壤偏酸的环境下，一具七百年前的尸体保存成这样，简直匪夷所思。
女尸体内检测出了大量的水银成分，这是其得以长时间保存的重要原因。水银防腐在秦汉时期就有记载，司马迁写秦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但到南宋仍然只有富贵人家用得起。
棺里的随葬品简直像一座微型的南宋生活博物馆。该墓随葬品多达408件，其中丝绸服饰及其他丝织品329件。银质镜匣、粉盒、纸刀样样俱全，银粉盒里有南宋白粉和丝绵粉扑，上海一家化妆品公司曾欲重金购买这七百多年前的白粉，遭到了县博物馆的拒绝。
南宋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朝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海上贸易空前兴盛，可偏偏在对待女性这件事上开了历史的倒车。一个通判夫人，用着上好的丝罗、擦着精制的白粉，享受着物质文明的红利，却在三十五岁死于最原始的生育风险。文明的光与暗，就这么荒诞地叠在了一个女人身上。
中国女性到了八十年代还在使用月经带。从南宋的素罗布条到上世纪的棉纱月经带，中间隔了七百年，原理几乎没变。一次性卫生巾在中国大面积普及要到九十年代以后。也就是说，周氏死后又过了七个世纪，中国女性才真正告别了那种绑布条的日子。
德安县博物馆里，恒温恒湿的展柜灯光打在那三条素罗带子上，泛黄的丝织纤维上还残留着褐色斑痕。参观的人多数冲着＂古代卫生巾＂的噱头来，看完拍张照就走了。可我总觉得，应该在展柜旁边加一行字：这里躺着的不是一件文物，是一个三十五岁女人没能说出口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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